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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脏补脏法”述评

摘  要 在药物性、味、归经药性理论之外,以脏补脏法是被人们忽略的重要药性理论。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按照以脏补脏法遣药组方,成为药性理论的重要补充,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全面、客观的整理分析以脏补脏法的基本内涵,明确其利弊得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从动物脏器补治人体脏腑病变、动物脏器补治五脏开窍器官病变、动物外周器官补治同名器官病变和以脏补脏法的局限性和悖论四个方面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

关键词 以脏补脏法;取类比象;藏象学说;五行学说;局限性

如同其他药性理论一样,以脏补脏法在历代动物药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因此,全面整理古代医家运用此法的经验事实,寻求其中的规律性, 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普济方》收载了东汉至明初期间问世的二百余部古医籍中的方剂资料,总方数几达六万二千首,可谓集明以前方剂之大成。综合分析书中著录的大量动物脏器组织的药用经验, 有利于揭示以脏补脏祛的基本内容和规律性, 并对其得出客观的评价。

一、动物脏器补治人体脏腑病变

《普济方》中,从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到哺乳动物,各自脏器均有作为药用的记载, 广泛用于多种脏腑病变。要之,动物脏器补治人体脏腑病变可分两种类型,即动物脏器补治人体同名实质性脏腑病变和补治人体脏腑之证。动物脏器对实质性同名脏腑病变的补治,可见于肺、膀胱和甲状腺等脏器。动物肺脏之用,属脏脏相补者,有咳喘、肺痿、肺劳等病。这些病无论有何区别,显系实质性肺脏之病变。

《普济方》中,有蛤蚧散配白羊肺医治肺劳等。小儿遗尿直接表现为膀胱功能失常,遂有腑腑相补而为用者。如用猪脬、羊脬治疗遗尿,即属此类。关于中医的瘿瘤病,主要为甲状腺病变。《普济方》瘿瘤门中,动物靥最为常用。在治疗瘿瘤病为数不多的方剂中,羊靥共用19次、猪靥9次、鹿靥1次。这可视为以脏补脏法的补充形式。

在动物药运用的例证中, 用动物脏器补治人体脏腑之证最为多见。其中,又分两种类型,一是用动物脏器补治人体同名脏腑之证;一是用动物脏器补治人体异名脏腑之证。

依据藏象学说,虚劳、阳萎、肾虚腰痛、下元虚冷等,病本皆在肾,其治法当补肾。古代医家常配动物肾脏,以求以脏补“脏”之效。如虚劳病,伍用羊肾者有肾沥散等。吐血一病,中医认为主要与心、肺、胃有关,尤以肺伤为本,故有用动物肺脏救治者。如煮肺散等分别配伍猪、羊肺脏而为用。类似的脏、“脏”相补者,在其他脏腑也偶有所及。如心虚健忘,本与实质性心脏无干,却合牛、马、猪、鸡之心而为治。心狂属精神病之列,所用蕊珠丸和矾丹则取猪心血为丸,亦遵以脏补“脏”之法。胃虚冷主要与解剖学之胃肠改变有关,取羊胃为治,既体现了调理实质性胃之用,又显示出补益胃虚之功。

用动物脏器补治异名脏腑之证,可以动物肝脏补治肾劳为例。不言而喻, 肾劳以补肾为正治。因有“凡肾劳病者,补肝气而益之,肝平则感于肾”之说,据此取动物肝脏补治肾劳亦在法度之内。故有用羊肾和猪肾直接补治者,又有用獭肝、猪肝而间接取效者。这一治法表达了脏象学说中肝肾同源故可同治的原则。

二、动物脏器补治五脏开窍器官病变

藏象学说认为五脏病变可从各开窍器官反映出来, 而九窍病变又可通过调理相应脏的功能得以改善和治愈。于是,以脏补脏法又灵活运用到五脏开窍器官的有关病变上来。这可视为以脏补脏法的推广应用。

动物脏器补治五脏开窍器官病变,以眼科疾患最为典型和普遍。依据肝开窍于目,眼病可用功物肝脏治疗。总体说来,至少有猪、羊、兔、鸡、牛、鼠等动物肝脏用于多种眼病。如目赤肿痛,主用羊肝者有羊肝生方、煮肝散等。在耳病方而,因耳为肾窍,爰用动物肾脏治疗耳病者不乏其例。取羊肾治疗耳聋者,有补肾汤等。用猪肾者,有猪肾粥方等。用羊肺散治疗鼻中息肉,立意当在鼻为肺窍,鼻病可从肺治,故取羊肺以作料理。不过,除肝肾补治人体相应开窍器官之外,动物其他脏器的类似应用几无记载。

需要指出,动物胆的应用在中医临床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治疗各种眼病,动物胆远比肝脏应用为盛。常用的有鲤鱼胆、熊胆、牛胆和羊胆,而象胆、狗胆、蚺蛇胆、鼠胆和鸡胆等也偶见使用。以下仅例举一方中多种动物胆合用者,借以窥见一斑。如黄牛胆煎、坠翳丸、治欲成内障方、四胆丸、三胆汁点眼方等,各方中动物胆少者3种,多者5种。至于配伍一、二种动物胆者,为数更多。动物胆用治眼疾的临床依据是客观疗效,其理论依据似可作如下推断,古代医家把藏象学说推广到脊椎动物,认为肝胆互为表里,作为药用,动物肝胆的功能亦当接近,故既可用肝脏治眼病,又可取胆疗目疾。同理,“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急慢惊风乃系引动肝风而为病,于是有伍用熊胆和猪胆等而处治者。牛黄为牛胆囊中所成之物,广泛用治急慢惊风,大概亦取此义。由此可见,以脏补脏法经过变通,具有更为广泛的理论指导作用和解释功能。

三、动物外周器官补治同名器官病变

脊椎动物作为药用,除内脏入药外,其外周组织器官也大量使用。动物外周组织器官的适应病症比较复杂,但也有一定的规律性。用以补治人体同名器官病变即属此类。

在古代,各类动物骨骼的应用, 遍及不同科别的众多病种,尤以骨伤方面应用最为显著。作为药用的有虎、牛、猪、狗、驴、羊、狸、猫、水獭、豹、兔、鸡、猕猴、猢狲的骨头;人的牙齿和头骨(俗称天灵盖)亦入药。在《普济方》折伤门中,不少方剂同时伍用数种动物骨骼。如八骨散、五骨散、应验涂贴猢狲骨熁膏等,多者合用8种。小儿解颅虽不属伤折,因系头骨不合,故有专门配伍头骨而治疗的,如用驴头骨、狗头骨和天灵盖。此即骨病治之以骨。诸如此类,还见于眼病、阳萎、牙病等的冶疗方面。如羊睛方取羊睛冶目赤痛,决明散、牛黄丸各配虎睛以退翳除障,另有主用鹰眼洽疗目昏暗者。阳萎则取动物阴茎以强壮,如天雄丸、沉香既济丸、鹿角丸之用白马茎,麋角丸、腽肭脐丸配用腽肭脐。治疗牙病,有紫金散和牢固牙齿良法分别配用马齿与牛齿;止牙痛,更有用人牙火缎而入药者。凡此种种,施治原则与以脏补脏法并行不悖,因而也应纳入以脏补脏法之中。

四、以脏补脏法的局限性和悖论

综上所述,以脏补脏法的内容极其丰富。它充实了药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增强了人们灵活把握各类药物功效的能力。因而同其他药性理论一样,在理性阐释药物功能和指导用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倡导的用动物脏器补治人体同名实质性脏器组织病变的方法,还内蕴着朴素的生物进化沦思想,不过,伴随这些成就,以脏补脏法又无法掩饰其局限性和不严密性。对此,也不应回避和讳言。

1.动物脏器组织应用的偏从性  一般说来,人体各脏器组织均可罹病。如果以脏补脏法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作用,那么,动物各脏器组织作为药用的机会应是大致均衡的,而客观情况远非如此。不难看出,动物肝、肾、胆、骨应用机会多,且涉及病种亦广。动物靥在瘿瘤病中也属常用。心、肺、胰、胃、膀胱、大小肠则应用较少,而动物脾脏的应用极为罕见。有一牛脾粥方,取腊月牛脾合米煮粥以疗诸痔,已难得其立方之意。实际上,动物脏器组织应用少者,其对应的人体病变并不少见。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离开病变事实的动物药取用现象说明,临床上没有完全遵循以脏补脏法的原则。一种严密的科学理论,在其适用范围内,应当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动物脏器组织药用的偏从性,自我松动了以脏补脏法的理论根基。

2.不同动物相同脏器组织应用的偏从性  对人体某一脏器组织病变,广泛采用不同动物的相应脏器组织来治疗,可认为体现了以脏补脏法的基本原则。不过,客观上不同动物相同脏器组织的使用是极不均等的。例如,治疗瘿瘤,用羊靥和猪靥,却不用牛靥、马靥和驴靥等;凡用动物肾脏,主用羊肾和猪肾,其他肾脏很少取用,治疗阳萎,偏重于用腽肭脐和白马茎,若用动物胆,则多取鲤鱼胆和熊胆等。诸如此类,不排除不同功物相同胜器治疗同一疾病有作用大小强弱之分,因而取用有所偏重。但是,当针对同一疾病,不同动物相同脏器有的常用、有的根本不用时,就不能单纯以药物作用大小强弱来解释。其中已经隐含着古代医家对不同动物相同脏器的质的选择性倾向。这与以脏补胜法的普适性原则是不相容的。

3.动物脏器对脏腑病变作用机制的两重性  如上所述, 古代医家用动物肺脏治疗咳喘, 用靥治疗瘿瘤,用骨骼治疗骨伤,用阴茎治疗阳萎等,都是动物脏器对人体实质性同名脏器的补治。因此,以脏补脏法可理解为用动物脏器组织补治人体实质性同名脏器组织的用药原则。有人认为以脏补脏法“是指鸟兽类等与人同属高度进化的脊椎动物,其同名脏腑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在结构、成分与功能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容易产生同气相求的效果”,强调的正是这个意思。然而,以动物肾脏治疗肾虚诸病、用肝脏治疗眼疾、用胆治疗眼病和急慢惊风等情况中,又可得出以脏补脏法是用动物脏器组织补治同名或异名人体脏腑之证的认识。尽管脏腑之证归根结底与实质性脏器的病变有关,但两种认识确实存在着质的区别。以脏补脏法实际并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内涵,导致了动物脏器对人体病变作用机制的双重解释。以脏补脏法自身表述的相互矛盾,使其陷于了逻辑悖论之中。

或许不了解以脏补脏法的逻辑矛盾,至今人们仍从两个方面各取所需地指导各自的临床实践。胡氏用猪胰治疗糖尿病,张氏用新鲜猪肝治疗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还用新鲜猪肾治疗隐匿性肾炎和急性肾炎,这些都是同名实质性胜器间补治的典型例证。与此理相背,班氏用鸡肝、猪肝和羊肝以疗肝气解结,郑氏取羊肝、鸡肝和鸭肝以蠲目疾,徐氏取猪胆汁止木泄,均为用动物脏器补治脏腑之证。可见,对以脏补脏法的认识和应用,古今异时而雷同。两种内涵彼此错落,互相补充,似乎增强了解说动物药功能的灵活性,其结果是自我否定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鉴于此,简要考察其逻辑悖论的成因是不无裨益的。

众所周知, 古代医家主要运用取类比象法、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探索未知、解释已知的思维模式和说理工具,并藉以派生出若干具体理论与法则。毫无例外,以脏补脏法也植根于这一思维模式之土,借助取类比象法,人们领悟到脊椎劝物与人体相应部分的同类性,由此提出了以脏补脏的天才想象,并将其付诸医疗实践。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拓展的结果是,经阴阳五行学说规范后的藏象学说和脏腑概念系统参与了以脏补脏法的重建。同一脏腑概念不同内涵的并存得列了迁就和认可,进而为以脏补脏法自身逻辑矛盾的最终显露留下了隐患。这样以来, 不管学术界有多少谨慎的保留,以脏补脏法都将面临新的抉择。

原文发表在1991年《中医研究》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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